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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德反家暴丨美国反家暴制度学习笔记
 
 
 

让法律为每一个人服务

 

【编者按】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截至今日刚好满两周年。本文介绍家暴现象中的一些常见问题以及美国制度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以拓展我们对健康的亲密关系、多元化的社会工作、完善的法律制度之想象。 

 
 

美国政治与法律制度

美国政治与法律制度如果展开来看,几天几夜也介绍不完。但有几点是我们在认识美国反家暴制度之前需要了解的:

 

第一,美国五十个州有相当高的自主权,各州的法律与实践并不统一,例如华盛顿州对家暴受害者的法律保护首屈一指,但这不代表全美都是如此,如果联邦政府通过了立法,那也是为各州确立最低标准,各州有权制定更高的法律标准;

 

第二,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区政府的权力分散而相互制衡,公民及公民社会有相当大的空间自下而上发起倡议、推动法律变革、通过提供服务将保护落到实处。笔记中提到的反家暴主体大约一半以上是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将自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伙伴”,家暴受害者的支援与康复也主要是公民社会组织在做;

 

第三,家庭暴力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在美国法律中是基于具体的行为予以约束和惩罚,并没有把“家庭暴力”当作一个笼统的行为模式去处理,具体如何应对是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行为,例如攻击、言语侮辱、威胁、骚扰、跟踪、性侵犯等等,分别有相应的刑事罪名。也就是说,一个人实施家庭暴力,也许包含了几种不同的行为,可同时触犯几项不同的罪名。

 

美国地图

 

 

暴力即犯罪

对于国人而言,要理解家暴在美国法律体系下是刑事犯罪,存在很大的困难,毕竟国内一般是将家暴作为民事纠纷处理,只有在极少数极端恶劣的案件中,才启动刑事法律程序。当然,美国并不是只将家庭暴力作为犯罪处理,而是打击所有形式的暴力。这向大众传递的重要信号是,暴力,包括发生在家庭成员或其它亲密关系成员之间的,都是国家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具有公共危害性的行为。

 

以华盛顿州金县(King County)的法律为例,该县下辖39个城市/40个法域,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通过法律惩治家庭暴力,其立法明确指出:“应加强执法,保护受害人,并向公众传达一种态度,即:家庭暴力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不能原谅、也不能容忍。(…shall stress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s to protect the victims and shall communicate the attitude that domestic violence is a serious crime, that is not excused and tolerated.)”

 

美国将家庭暴力视为犯罪,具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受害人报警,警察必须出警、调查、取证,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检察官才有权力决定是否检控嫌疑人,受害人可以不做证,但没有权力撤销案件,所以不存在警察问受害人“要不要处理施暴者”这种现象;再就是,由于是刑事指控,调查和追诉的责任落在警察与检察官身上,不需要受害人自己搜集证据,TA当然可以主动配合调查、提供证据,但没有这种法律责任。

 

我们此行了解到的信息,都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

 

 

反家暴方面的一些法律机制

曾经,受害者打911求助,警察没有积极执法,没有逮捕违反保护令的施暴者,或者释放了施暴者,导致受害者死亡,死者家属控告警察“没有根据法律行事”,获得大笔赔偿(可能是判决的,也可能是和解的结果)。责任重大,导致警察不敢掉以轻心!

 

涉及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政府中的家庭与儿童事务部门(Child and Family Service Agency)会介入,针对儿童部分进行立案、调查,如果证实存在家暴,这个部门自身就有检察官,可以代表国家起诉施暴者。孩子的监护权也可能(至少一段时间内)转移给政府,这不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实践中也存在巨大的争议,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对家庭事务的干预究竟去到何种程度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是容易导致孩子与家人分离。我个人的理解是,即使受害人不是施暴者,但存在家暴也说明了受害人要么没有能力保护孩子、要么没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保护孩子,毕竟在法律面前,儿童是独立的受保护主体;

 

口头威胁本身就构成犯罪。口头威胁要伤害或杀害一个人(threat to harm or kill),已经构成犯罪,不论其最终是否会实施这种行为,都可以报警,让威胁者坐牢了;

 

双重逮捕(Dual Arrest)”制度,即,在无法立即判断究竟谁是施暴者的情况下,将涉事双方都逮捕起来(这个制度显然会为人诟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再决定最终逮捕谁。倘若证据表明双方互相伤害,那双方都要被追究责任;

 

强制逮捕(Mandatory Arrest)”:如果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警方必须在接到报案后4小时内逮捕嫌疑人;

 

在一些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和警察局里,有专门的家庭暴力部门(Domestic Violence Unit),以及/或专门的性侵防治部门(Sexual Assault Unit),而且只招纳那些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官/警察。这些部门里面还可能设有“受害者支援小组”,由倡导者(advocates)组织志愿者,为受害者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

 

与此同时,一些地区也有专门的家庭暴力法庭(Domestic Violence Court)审理与家暴相关的案件,家庭暴力法庭的权力同时涵盖了民事与刑事法律,也就是说,既可以发民事“保护令”,也可以定罪判刑;

 

受害人可以通过民事程序,向法院申请“保护令(Protective Order)”。这些保护令的内容十分灵活,由法官决定,从勒令施暴者搬出住所,到要求一方支付孩子抚养费、获得临时监护权、减少探视孩子次数、有监管的探视孩子等,或是禁止双方联系彼此(对,受暴者也不得联系施暴者!),可谓包罗万象,具体要看申请人有什么需求。初次颁发的保护令有效期很短,只有2周,但受暴者再次申请保护令时,如果法官认为有必要,再次发出的保护令有效期可以长达1年,甚至是终身制裁

 

尽管“保护令”本身是一种民事法律保护,但违反保护令的行为属于犯罪(“藐视法庭罪”);

 

对于家暴受害者,一方面有专门的《受害人权利法案》保护其权利,另一方面,也有专门的“犯罪受害人基金”为其提供赔偿。《受害人权利法案》这种机制对我而言也有些陌生,很难一言以蔽之概述其内容,以下用西雅图立法中的一个条款为例说明:一些女性通过婚姻来到美国,为了获取移民身份,需要等候两年时间,在这么长的等候期中必须事事依赖丈夫,所以受家暴的概率很高,针对这种情况,当地的《受害人权利法案》规定,如果证实存在家暴,为了保护受害者,受暴妇女可以直接获得移民身份,不需要继续等满两年

 

“犯罪受害人基金”的资金主要源自其它犯罪的罚金、从犯罪人那里没收而来的违法财产。法律规定了受害者最高可以获得多少赔偿(一般是2万5千美元),在额度内,根据个人情况,一部分用于受害者及其孩子的心理治疗,一部分补偿其误工损失,一部分作为搬家费,等等;

 

美国对实施性侵的罪犯建立了公开的花名册,公众可在网上查询到性侵罪犯的个人信息,对于性侵儿童的罪犯,还可以进行就业限制,禁止其从事某些职业;

 

美国政府不保障受害者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在涉及家暴的诉讼中,相当高比例的受害人没有律师代表,只有施暴方聘请了律师。大部分NGO也没钱聘请专职律师,需要依靠经过特别培训的执业律师,所以也有一些NGO是专门培训律师处理这些案件的;

 

警方对于家庭暴力案件有专门的案件登记表,需要记载报案人、被报案人、现场儿童的详细信息,伤情记录,是否需要就医,被报案人的暴力史、犯罪史,曾求助哪些部门/服务机构,风险指标(即危险性评估),证据清单,等等。这种表格可以在网上检索到,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已经译成中文的版本。即使没有译本,参考香港与台湾的版本应该也可以的;

 

双方互有攻击行为的时候,综合考虑下列因素,用于判断哪方是主要施暴者:1、犯罪史;2、法庭是否发出过“保护令/限制令”;3、双方体型对比;4、双方陈述;5、现场的物理证据;6、具体行为的合理性,等等等等。美国有专门的“犯罪现场调查部门(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进行调查;

 

受害者反抗施暴者的情况下,如果成立“正当防卫”,受害者不会被检控;

 

已离异的、分居的配偶,约会情侣,民事伴侣,同性伴侣,都属于反家暴法律保护的范畴

 

对家暴的干预和处理,越早越好,也要非常严肃对待。一位警察说,他已从业22年,对待家暴案件一直非常严肃,他很自豪于一个事实,就是他经手的4000多个案子里,至今还没有发生受暴者被杀的情况。这很难得,要知道,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曾经统计过,所有的故意杀人案件中,因家暴而导致的占了10%左右,可见家暴致死率非常高;

 

警察培训的内容:如何识别家暴受害人、如何区分“防御性伤口”和故意伤害导致的伤口、如何与家暴受害人沟通,等等。

 

华盛顿州金县

 

 

反家暴方面的社会工作

“受害人为什么不离开”:很多人常纠结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受害人往往态度犹豫不定,时而想要追究施暴者责任,时而退却。很多时候,TA们前来求助,仅仅只是为了倾诉,并不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令专业服务者厌倦,包括大众也常常追问“受害人为什么不离开”。这个问题在美国语境下,变成了“如何让受害人感到足够安全、自信,从而有能力站出来,主动摆脱困境”,也就是说,关注点不在于督促受害人作出改变,而是如何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让TA们在安全、没有顾虑的情况下自己做出决定。即使这个决定是“不离开”,服务者也应该去理解背后的动机,是经济上的考量?担心没有工作机会?独自抚养孩子的压力?缺乏情感上的寄托?还是其它原因?

 

家庭暴力与多重身份”:这在多元文化的美国显得尤为重要,就是意识到受家暴影响的人存在着不同身份,可能是种族、性别不同,也可能是经济地位、性取向不同,等等。多重身份的交织,会令反家暴工作更加复杂,服务者需要敏锐感知这种复杂性。这也是为什么存在着专门服务于某一类型家暴受害者(如亚裔女性、难民、LGBT人群、新移民)的机构/项目。

 

高压型控制(Coercive Control)”:顾名思义,通过一系列的行为使人感受到压力,从而屈服于另一方的控制(更精准全面的定义可以在网上搜到)。也有人称之为“亲密关系中的恐怖主义”,平时也许隐蔽很深、不易被人察觉,但一方以另一方不满意的方式行事时,就是“越过了另一方设定的边界”,会遭到压制、批评和孤立,因而压抑自我、服从对方,这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形式;

 

离开的不同阶段”:受害人从犹豫着是否离开,到最终离开施暴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中可能包括了练习离开、预备离开、搜集信息、搜集证据、实施离开等等不同过程。

 

一站式解决(One-Stop-Shopping)”:倡导一站式解决受暴者的综合需求,为了避免让受暴者独自在各个机构与部门之间辗转挣扎,需要做好不同服务之间的衔接。

 

受暴者的需求是综合性的,涵盖庇护、法律、社会交往、就业、教育、翻译、生活技能、安全、住房、孩子抚养等很多方面。提供服务之前应当做需求评估(needs assessment),不能假设她们的需求;

 

其中,经济困难是很多机构/项目关注的内容,有些机构会提供职业培训、小额贷款、信用担保、房租补贴等,帮服务对象渡过难关;

 

NGO的资金一般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县/市政府、企业、私人。

 

NGO面临的主要挑战:筹款;员工的心理压力;

 

关注创伤(Trauma-informed)”:反家暴工作需要关注受暴者/幸存者的创伤(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创伤),也需要预防和应对工作者自己可能产生的创伤。这需要工作者对“创伤”有所了解,并学习如何预防。我们常说的“防止二次伤害”应该也属于这个范畴。服务应当尽可能的温暖、容易获取,工作者也要了解受暴者的过往经历,以免再次伤害;

 

以幸存者为中心(Survivor-Centered)”:以幸存者为中心,从幸存者的需求出发来设计和提供服务,为其寻求资源,确立优先目标,保护其隐私和安全。我们这次参访的一些机构本身就是由幸存者发起并管理的;

 

夫妻一方长期拒绝与另一方过性生活,本身并不构成家暴,但双方可以依此提出离婚,其实质是违背了婚姻契约;

 

NGO也可以经营庇护所,而且与官方经营的庇护所恪守相同的服务标准;

 

庇护的形式:1、紧急庇护所;2、公寓式庇护所,有些适合家庭生活(如有独立卫、浴等);3、过渡性住房;4、为受暴者补贴房租(并非庇护所);等等;

 

庇护所一般有25个床位,大城市里的庇护所可能有上百张床位,小的也可能只有4张床;

 

即便警察也不应该对受暴者施压、要求其离开;干预的重心在于如何让施暴者停止暴力;

 

施暴者的心理辅导”:一般是刑事司法体系中,由法官下令让施暴者去参加一定周期的心理辅导课程,当然也有自愿参加辅导的,而且自愿参加的更容易取得成功。以西雅图为例,如果构成了四级攻击(4-degree assault),可以强制接受心理治疗半年到1年,费用是施暴者自己出,可能也有项目资助。这种辅导课程,一个小组不能超过12人。一旦发生了施暴者相互交流“如何施暴/控制别人”的情况,这些人就会丧失继续参与的资格,咨询师也会向法院汇报情况;

 

反家暴工作者里,有一部分人的职责是通过公众教育破除“刻板印象”,这对于消除性别暴力至关重要。举个例子,某机构的学童培训项目,练习“让男孩哭(let boys cry)”(当然不是故意弄哭,而是鼓励男孩自然地表达情绪);

 

安全计划(Safety Planning)”: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并不是只在某一个环节才需要。工作者要和受暴者一起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去哪里工作、去哪里生活、孩子怎么办、到哪里寻求庇护、如何申请移民身份等等,并且相信受暴者是自己生活的“专家”;

 

明白律师与社工在工作时的视角差异。律师关注事实,着力获取与法律程序相关的信息,但受暴者的关注点可能不是这些,例如,她可能会省略性侵、身体暴力的事实,反复强调丈夫说自己是一个“糟糕的妻子”。受暴者的陈述如果前后不一致,也会令律师焦虑。社工在服务受暴者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她们的特征,充分聆听本人讲述故事和想法,不去质疑她们,努力与她们建立信任;

 

接待受暴者来访:很重要的一点是,幸存者也许会忘记你(作为服务者)对她说了哪些话,但会牢牢记得你带给她的感受是怎样的。当幸存者前来求助,务必向她们强调,您愿意求助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了;

 

职业倦怠/职业冷漠(Compassion Fatigue)”:由于长期接触同一类型求助者,感到职业倦怠,丧失同情心,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服务者可以提出建议,但是:1、如果注意力放在提建议上面,说明你没法很好的倾听;2、即使你提出了建议,幸存者总是最终的决策者,不要替她们做决定;

 

家暴不会因为严刑峻法与社会干预而消失,但NGO工作者们发现,受暴者离开暴力/不健康关系的速度愈来愈快、年龄也愈来愈小了;同时,许多机构的社区教育就包含了针对青少年的亲密关系教育,健康的亲密关系需要从早期开始培养;

 

对于有心理治疗需求的人而言,精神疾病药物是最后一道防线,治疗师尽量不用药物,而是先尝试其它非药物的干预方法;

 

强制报告”:如果家暴案件涉及儿童、弱势群体(如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服务提供者有义务报案,例如在涉儿童的家暴案中,服务提供者必须向政府中的儿童与家庭事务部汇报;

 

广义而言,“使用男性特权(to use male privilege)”也是一种亲密关系/家庭暴力,例如,一个丈夫要求妻子温良恭俭让,自己颐指气使、搞大男子主义;

 

服务者不会推荐服务对象去做“婚姻辅导(marriage counselling)”,因为暴力关系是不对等的,婚姻辅导适合关系较为平等、没有暴力的伴侣;

 

过去侧重点在于惩罚施暴者,将受暴者妇女和儿童移入庇护所;现在要更多关注幸存者的需求,如维系家庭、终止暴力、安全环境、养育后代。

 

特别说明:

这些笔记是依据十几家机构和组织的现场发言而做,信息量很大,没有办法一一核实。匆匆记录,我的理解也可能有误。但我会尽量转述自己搜集到的信息与知识点,不做个人评述。

 

此外,我也将一些术语的英文词写下来了,便于那些希望对美国反家暴制度有进一步研究的人,在这份笔记的基础上搜集资料。即使不做家暴问题的专门研究,了解家暴现象中的一些常见问题以及美国制度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拓展对健康的亲密关系、多元化的社会工作、完善的法律制度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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