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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评丨Wephone开发者事件背后的法律界限思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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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Phone开发者苏享茂的纵身一跃,苏享茂与翟欣欣的信息、感情往事、生活作息和家庭情况等隐私被社会大众所关注。人们对案件进行探究、推测,臆断。基于此,笔者从该事件中提出两个相关法律问题供大家共同探讨。上文探讨了隐私权保护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界限维评丨Wephone开发者自杀事件的法律思考(上)

 

 

婚姻家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

 

对于苏享茂跳楼事件到底属于婚姻家事纠纷引起的“自杀”还是由于其他因素引起的“他杀”?罪与非罪的认定需要以公安机关进入司法程序形成的“法律事实”为基础。 

 

根据网络呈现的相关资料,整个事件中关于翟欣欣的行为,有网友整理出来如下 “事实”: 

 

首先,翟欣欣掌握了苏享茂经营的 WePhone 软件存在法律灰色地带风险这一事实;其次,翟欣欣以向公安机关举报对苏享茂进行要挟,并通过聘请律师和声称自己的舅舅属于公安系统不断强化这种胁迫的真实性和紧迫性;最后,翟欣欣与苏享茂签订了 1000 万元的离婚补偿协议(实际支付 660 万元)并最终导致苏享茂“自杀”的严重后果。 

 

因此,一种观点认为苏享茂的跳楼事件不是单纯的“自杀”事件,翟欣欣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对其立案;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翟欣欣和苏享茂属于夫妻关系,两人在长期相处中肯定掌握对方很多秘密,在常见的离婚案件中夫妻必然会以此要挟为自己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刑法对这种婚姻家事纠纷积极介入会导致刑法适用的不当扩张。

 

 

 

对于翟欣欣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最终要以司法机关形成的“事实”为依据,依据目前网友整理的“事实”翟欣欣的行为是否构罪?如果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呢? 

 

首先,笔者认为判断苏翟事件属于婚姻家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对离婚协议中约定的 1000 万元补偿款性质的认定是本案的核心焦点,其对事件的定性起到了决定作用: 

 

第一,补偿款的金额是否合适。苏享茂和翟欣欣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苏享茂补偿给翟欣欣1000万元人民币(实际支付660万元),这笔补偿款金额是否合适?我们结合北京市人社局、统计局日前公布的2016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92477元,1000 万相当于一个北京上班族不吃不喝 100 年的收入,而苏享茂和翟欣欣的婚姻仅维持了 41 天,支付如此高昂的补偿款显然不符合情理。另外应当结合苏享茂的个人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如果苏享茂坐拥数亿家产那么对女方多补偿一部分金钱理所应当,但是现实情况呢?

 

笔者摘录苏享茂遗书的话“我资金链已经断裂,实在很绝望。”之后苏享茂就选择了跳楼自杀,苏享茂在婚前婚后短短 3个多月时间共计花销高达 1400 余万元,这笔巨额钱款显然已经超越了苏享茂的承受范围之内,而翟欣欣索要的 1000 万元补偿款也成为苏享茂自杀的重要原因。故笔者认为这1000 万元所谓“补偿款”对于苏享茂来说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而且已经远远超越了其能过承受的能力范围。 

 

第二,补偿款的性质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对于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理应有共同的支配的权利,而其性质也不属于敲诈勒索罪认定的公私财物。

 

婚姻法第三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故原则上只要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夫妻处理其共同财产约定对另外一方进行更多照顾是合法有效的。结合本案,苏享茂与翟欣欣从结婚到离婚共计 41 天,双方并没有多少夫妻共同财产,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两人也并没有特定的财产收益,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九条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翟欣欣不能举证夫妻双方有特殊约定,那么离婚协议书中苏享茂许诺翟欣欣的 1000 万元离婚补偿款应当属于苏享茂的个人婚前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这显然已经不属于了婚姻法中规定的夫妻财产分配的客体,那么如果夫妻一方对其进行非法占有就有可能进入到刑法惩治的范围。 

 

第三,补偿款的依据是否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婚姻的基础应当是彼此信任,苏享茂和翟欣欣双方对彼此都存在隐瞒(苏享茂隐瞒其为乙肝携带者,翟欣欣隐瞒了曾有过婚史并篡改年龄),但以上的隐瞒并不能达到婚姻法中的赔偿程度。从苏享茂的公开信和翟欣欣母亲接受媒体采访中我们可以得出,苏享茂开发的 WePhone 软件存在法律风险才是两人离婚并且翟欣欣要求苏享茂 1000 万元补偿款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翟欣欣是否能以此理由要求苏享茂对其进行巨额补偿呢?

 

 首先,苏享茂开发软件进行运营的行为是否违法并没有定性;

 

其次,认定符合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权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夫妻一方对离婚具有主观上的过错;2、婚姻当事人中的过错一方存在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3、请求人有损害事实存在。4、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并且最终导致了夫妻双方的离婚。

 

退一步来说假定苏享茂开发的软件被定性为违法程序,但是苏享茂并没有重婚、家暴、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翟欣欣也无法证实自己受到了损害与 WePhone 软件的运营存在因果关系,故苏享茂的行为不符合离婚赔偿的规定,翟欣欣不具备寻求巨额赔偿的法律依据。最后笔者认为婚姻法中的赔偿责任应当理解为因损害或者未履行义务,对无过错一方在损害范围内的补偿而非民事意义上对可期待利益的赔偿,支持明显高于损害范围的巨额补偿款显然有违立法精神。 

 

反观本案苏享茂在无过错的情况下(结合现有网上资料)却签订了高昂补偿金的离婚协议,且协议书中记载着“如果本协议签订后哪方拒付或者迟延支付,则每延期支付一天,赔偿女方 10 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这种非常荒谬和离谱的赔偿条款,显然已经违背了婚姻法赔偿的原则,而苏享茂接受的行为也侧面证实其在被抓住弱点和把柄、长期处于恐吓和要挟之中、被迫签订不平等的赔偿协议时的惊慌和恐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通过网络报道的“事实”分析翟欣欣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婚姻家事纠纷。翟欣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 WePhone 软件涉嫌违法经营为要挟,使用举报、威胁等手段,假借离婚补偿款的名义将苏享茂的 1000 万元据为己有,翟欣欣已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总之,作为法律人本人坚守律师职业道德和靠证据说话,在没看到相关确凿证据之前只是结合网络“资料”提出问题供大家探讨且不带有任何个人好恶主义色彩。“苏翟事件”已经从纯粹的家庭私人事件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苏翟双方也都聘请了业内有名的律师作为代理人。本文只是从现有网络资料出发提出我们的观点,以期抛砖引玉,为司法机关解决问题、法律人开展学术探讨、广大读者谈论交流提供点滴见解。

 

 
 
 
 
 
 

许波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刑事辩护、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地产和地产金融、公司全面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等。

 

易燕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刑事辩护、公司投融资、公司收购并购、公募私募、劳资争议、公司股权纠纷、合同纠纷及商事仲裁等。

 

李晓鹏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成员,主要从事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刑事辩护、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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